最后的吻

依旧有脱险的机会。他们这样对我们讲，我们也相信是这样。

就在那时我听说开枪的人被抓住了，他是个犹太人。我震惊，愤慨，义愤填膺。我的脑子猛地从想象中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中转过弯儿来，只去想那些从我家附近街上走过的示威者。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呢？

经过所有严格的医疗检查，医生汇报说已设法将他的血压稳定下来。“我们有希望，”巴拉巴什大夫说。奥拉·纳米尔不住地说：“我跟你讲他很坚强。他会恢复的。”

他们对我说，在去往医院的路上，为使保安人员和司机镇定下来，伊扎克在失去知觉前还说，“疼是疼，但不厉害。”小病小灾———像眼睛发炎，肋骨损伤等等———本是令他苦恼的事，但是到了紧急的时刻，伊扎克却表现得勇敢、坚强，仍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超常方式去体谅他人。

约摸过了五分钟，巴拉巴什大夫回来了。伊扎克的情况开始恶化。那是警告我们时说的话。

巴拉巴什大夫最后一次回来。他眼睛就已说出了一切。我不需要任何语言。

完了。我转身向特拉维夫市市长朗尼·米洛哭泣，我说，“他们应该杀死我，让我代伊扎克去死。”

我一直看着伊扎克。我记得沿着走廊走了二三十米。我的外孙女诺姬说屋子里很冷。也许我没有注意到。我只感觉到他皮肤冰凉，迷迷糊糊地觉得我现在要离开这里了。在医院的所有努力是积极的，然而徒劳，中弹两分钟后，伊扎克倒在汽车里，他确实死了，血迹斑斑的《和平之歌》歌词折叠着，放在他的衣兜里。子弹穿透他的主动脉后，空气开始流进大脑。起初是不可逆转的大脑损坏。接着便是临床死亡，尽管医生们花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努力启搏他的心脏。倘若他穿上了防弹背心，兴许他能够活到现在。

我亲爱的丈夫，你躺在那里，身上盖着单子，但脸却露在外面。我最后一次吻你。你这么，这么苍白，这么冰冷。至少我能够最后吻你一次，我和你吻别，可你却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———你不知道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———你不知道自己被谋杀了———你不知道，永远也不知道———而我们呢？我们也不知道对你这样做的全部意义———为什么把你永远从我们这里带走。那时……人们催促我们离开医院。把你丢下回家，回两个小时前我们一起离开的那个家，像每个星期六夜晚一样，这次我们是去参加一个精彩的集会，你在那里如此地激动，如此地快乐。

我们星期日凌晨回到家里。好几百人聚集在外面，站在那里等候。车子开往我们公寓楼的后门———这个门从来也不用———因为前面人太多。保安人员带我们穿过员工使用的入口，经过一些垃圾箱。即使人们的用意是好的，保安们也不愿意我们在经历了医院的熬煎之后面对这样的场面。

我的孩子们和我走上楼梯，我们都在一起，都非常失落。好友和我们一起呆在客厅，可我记不清楚那天凌晨谁在那里，也记不清楚都说了些什么。我们在客厅坐了很长时间———也许又是两个小时。我记得自己说话不多，我只是听。

我坐在那里，试图平息一下自己奔腾翻滚着的思绪，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一种可怕的局面：当我沉浸在可想而知的、毁灭性的个人悲剧之中时，整个国家陷于历史上无法比拟的大灾难之中。在记忆的幻觉之中，一种奇怪的意象不住地击打我惊愕痛苦的思绪……

1933年6月的一个夜晚10时许，一对情侣在特拉维夫海滩漫步。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，刚刚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。两个男人走近这对情侣，其中一个人举起一只火把。另一个人用手枪瞄准射中那男子，那女子面对这一场面非常害怕。进攻者仓皇逃走了。男子被匆匆送往医院，因流血过多而死。